一成惊讶地发现，一座城市，竟然可以在短短一周内，从极度冷清变得极度热闹。
7月中旬，为了躲避酷暑，他从杭州来大理休年假。初到大理时，游客不算多，他走在大理街头，能看到一些餐厅还关着门，有民宿门上贴着“转让”两个大字，还有一些干脆不做了，用1000块钱一个月的价格长租出去。
只是一周后，情形就完全颠倒了。那天早晨，他刚从酒店走上大理街头，乌泱泱的人群就把他吓了一跳——独行的游客，挽着手的情侣，带着老人、小孩一起出游的家庭，连举着小旗、吹着哨子、浩浩荡荡的旅行团都久违地出现了。
他根本就不知道，这些人是怎么在一夜之间冒出来的。走到哪儿，哪儿就在排队，刚踏进餐馆，他被直接告知：“已经排满了，不用等了。”古城的路拥挤得像杭州早高峰的地铁，“谁能想到，过个马路，我能挤出一身汗？”
到了夜里，热闹还没有散开，大理知名景点三月街放起烟花，照亮了密密匝匝的人群。年轻人詹达站在街头，掏出手机对着烟花拍了一会儿，又拉到人群：“全是人！”他忍不住抱怨道。这是他待在大理的第三年，7月23日这天，三月街火把节，他第一次在大理见到了汹涌的人潮。
有人调侃，这个夏天，全中国几乎一半的人去了云南，这其中几乎一半的人去了大理，以至于木木最终选择“逃离”大理，错开高峰。她是一名网文作者，为了采风，在6月中旬来这里旅居一个月。她见证了游客涌向大理的时间，“应该是7月”，暑假和人潮一起到来。
感受最明显的是交通：刚来大理时，木木打车还不需要排队，两分钟内一定会有司机接单；到了7月初，变成了排队几十人；7月15日，已经离开大理的她，收到一位留在大理的朋友的吐槽：“今天打车，排队的有一百多人。”也是在那一天，木木住的那间民宿的老板高兴地宣布，所有的房间全部被订完了。
面对涌来的人潮，丹妮喜忧参半。她之前是一名酒店行业从业者，在2020年和爱人一起来大理，也开了一家民宿，自此就是一段长久的沉寂期。现在，热闹回来了，“从没有在大理看到过这么多人”，但整座城市并没有做足准备。民宿的一位客人，因为打不到车，在民宿里待了快一整天，下午四点才步行去附近逛了逛。还有的客人出去玩回不来，实在没办法，丹妮只能让爱人开车帮忙接回来。她还眼看着周围的民宿价格飞涨，几十元的涨到几百元，400元的涨到1600元，1000元的涨到4000多元。
江苏人朱哲2021年来大理“抄底”民宿，签了12年的合同，前三年的年租金都是7万元，这个价格，是疫情前的一半。就在这个月，他突然陷入忙碌，14间客房全部被订满，“干洗公司来收毛巾，完全收不过来，打扫房间的阿姨档期也排满了，老板们撸起袖子开始自己干”。客人太多了，他加了一个客栈老板的微信群，直到夜里12点，还有人在群里帮客人找住的地方。
5月份，大理最冷清的时候，丹妮的爱人曾经劝另一位朋友“抄底”，来大理投资民宿，朋友磨蹭了两个月，没有买，现在“肠子都悔青了”。还有一家民宿5月份装修，本来可以7月装完，也是步调慢了一些，现在还没有开业，那位老板感慨，有些钱就不该自己去赚。
除去古城一带的民宿，大理人最多的地方，就是苍山洱海，而苍山洱海，最近也变成了“人山人海”。
一成听在苍山景区做志愿者的朋友说起，景区会统计游客数量，最近，游客从每天一百人飙升到了一万人，索道外面排起好几百米的长队，上山排队两小时，下山排队一小时。丹妮的爱人有一天路过苍山，发现“两年都没见过的马被牵出来了”，面对数量庞大的游人，它们生疏并疲惫，景区里遍布新鲜的马粪，不远处，长长的队伍忍着臭味，仍然在排队。
7月下旬，全职摄影师蔓蔓最常去的地方，就是洱海的龙龛码头，一到附近，眼前全是提着白婚纱的新人，从清晨到晚上，总有人在这里取景拍照，早上拍日出，天黑了放烟花，码头没有闲着的时候。
洱海边上还有一个著名的打卡地，大家称之为“S弯”，弯道左边是洱海，右边有一座白色的房子，游客站过去拍照，有一种小清新、日系的氛围。这些天，弯道上永远站满了人，蔓蔓吐槽：“全是人，找不到弯在哪儿。”在社交平台上搜索“S弯”，点赞最高的帖子是：如何把弯道背景上的其他游客抠掉。
突如其来的人流，也让一些大理本地人也崩溃了。“救救我，我一个本地人抢不到早饭。”“打车打不到，买奶茶买不到，我都不敢出去吃饭，生怕排不到，那天去大理古城，差点给我挤沟里”。为了防止拥堵，本地人甚至主动放弃了开车和打车，改骑电动车出门。
一成来大理，是为了寻找一种抽离日常的生活。
他在一家以卷著称的互联网公司工作，在公司待得久了，走路会变快，语速会变快，对时间的利用也会到“极致”，晚上11点，他还得拉着大家开一天中的最后一个组会。
但大理不一样，在一成心中，它代表着一种“慢”。在大理，没有人会问“几点了”，也没有人做计划，明天的事情，明天再规划。他喜欢洱海，带一杯咖啡坐在洱海边，看着蓝色的天映着蓝色的水，蓬松的白云在天上飘，时间就好像在这一刻静止了。
这里几乎算得上是他的精神家园，从2007年到现在的15年里，他已经来过大理二十多次，但他最想念的，还是疫情前的大理。他觉得那时的大理，处于一种“想热闹可以去热闹的地方，想冷清也可以去冷清的地方”的状态，从各个地方涌来的人们，让他体会到了一种乌托邦式的社区氛围。
相比其他旅游城市，大理自有一种独特——景区与生活区并没有完全隔离开，本地人跟游客可以在同一个空间里相遇，古城的街道附近散布着民居，也散布着民宿、餐厅、酒吧、咖啡馆、烘焙店，这些有人流就能运转的产业，能满足游客的消费需求，也能支撑起文艺青年们成本并不高的生活。丹妮说，大理的很多景区和民宿会招募志愿者来工作，为他们提供食宿，不少人刚来大理，也会选择去古城摆摊，或是到咖啡馆打工来维持生计。
但在疫情发生后的这些日子里，大理的热闹与冷清都非常极端，乌托邦式的氛围也逐渐沉寂。
最先受损的，是那些开了店的老板。詹达在2019年10月来大理常住，热闹的记忆只持续了两个多月，之后的两年里，尽是无可奈何的荒诞。
一位开民宿的朋友，曾经把大床房的价格压到二十多元一晚，依然没有人住。开酒吧的朋友眼瞅着客人太少，请来“群演”凑热闹，参演的人，正是那些没有生意的民宿老板们。“群演”的工资在50-100元不等，但大家觉得，“苍蝇腿也是肉”。除了做“群演”，民宿老板们被“分流”，有的去摆地摊，有的去开网约车，詹达还记得，一位朋友去租车，车行的人一眼就看穿：“很多民宿老板都过来跑滴滴了。”
丹妮对今年的五一印象深刻，大家都以为，小长假大理会迎来一波游客，她认识的一个手握3个院子、十几个房间的民宿老板，为此一下招了4个管家，但最后，管家们都没咋派上用场，上个月再问，4个管家就剩一位了。她记得，五一那天，大理降温了，体感温度只有17度左右，还下了雨，走在古城的路上，一个人都看不到，“心比天还冷”。很多人倒在黎明之前最黑暗的时刻，民宿的装修费和购置的物品都不要了，直接把房子还给房东。
本地人的生活也没有好到哪里去，木木记得大理古城的6月，不是暴晒就是暴雨，“街上编辫子的阿婆比游客都多”。有一回，三个阿婆围着她和朋友说：“我们三个可以一起帮你们编辫子。”她们砍价到20元，阿婆们面露难色地请求：“能不能多给我们一块钱，不然我们三个人不好分。”
那些工作相对灵活的人同样受到了冲击。导游小王一度转行，他在旅游公司没有底薪，带了游客才有收入，有好几个月，他的收入是零。同事们都离开了大理，去做销售、中介，他也买了个小推车，到古城卖地方特色小饰品，收入微薄。他跟女朋友本来打算结婚，考虑到筹备婚礼、买婚房都要花钱，婚期迟迟定不下来。
因为有山有水，大理曾是最热门的婚纱照拍摄地之一，有至少30家高端定制婚礼的企业、70家婚纱摄影工作室开在这里。疫情之前，洱海生态廊道附近每天有近600对情侣在拍婚纱照。但在今年3月，摄影师蔓蔓一个月只能接到零星的单子，一个月工作不到十天，她问了曾经工作过的婚纱摄影店铺，单量跟她一样少。
日子总还要过下去。整个上半年，詹达生活的常态是，跟无所事事的人们聚在一起，一起玩桌游、露营、组队采菌子，骑电瓶车环游洱海。但无论白天笑得多么开怀，深夜打开他们的朋友圈，看到的全是失落和苦闷。坚持不下去的人太多了，这两年多，詹达目睹了很多人离开大理，有民宿老板、导游、摄影师，以及文艺青年们。
在小红书上，一位年轻的摄影师说自己在2016年6月定居大理，又在2020年6月离开，“就像读了个本科”。她觉得，在大理生活，最大的难题是如何赚钱，在一个重度依赖旅游业的城市，能做的生意，都与游客相关，比如客栈、旅拍、餐饮，竞争之大超乎想象，疫情又给这个行业增加了极大的不确定性。她一度觉得，大理不适合长久居住，得先去大城市赚钱，赚够了再回来。
